一位自称是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客人今天到我办公室，拿出一份据说是某个单位接收某个研究生就业的证明，用近于要求的口气对我说做教师的应当给研究生毕业，理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就业难，研究生找到了工作，做教师的就应当通过他们的论文，让他们毕业、就业；而且这还是党和政府的政策。

    我的回答很简单。即使那是党和政府的政策，那也是错误的政策。对我来说，学术第一；研究生论文合格的理由是学术标准，其他任何理由都免谈。而且，对我来说，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如果不能坚持这一点，如果只是跟着政策走，他/她根本不具备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素质。是的，政策多变，但教育理念永远不会变。一个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素质是根据教育理念去制定、检查、修改教育政策和反对或者至少“怠工”执行不符合教育理念的政策。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我听到许许多多“要求”或者“请求”教师让研究生论文过关的理由，最近遇到的就有论文太仓促、别人已有好评、女研究生准备生育等理由。但最常见的理由是户口和工作。上海户口、工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论文通过就行了；如果不通过，户口、工作就都没了。我没有亲自听到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比如前两天听说北京一位研究生以自杀为理由，让教师通过了他的论文。正如上午那位客人对我说的，“教师要有人性”，我们教师要做的，似乎就是让研究生论文通过，毕业。

     然而，我依然是那句老话：论文合格才行，论文合格就行，别的理由免谈。近几年中我的研究生中有人放弃了论文写作，有人推迟毕业。我否定了我参与评审的许多论文。有人找到我声泪俱下；有人对我义愤填膺，只是他们在我面前都没有争辩他们的论文合格。是的，教师要有人性。但一个人的人性要表现在他的正直上。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不是人性，而是群体动物恐惧而从众的兽性。

     正直就是坚持标准。学术有学术标准，虽历千年而不变，再历万年亦不会变。毛泽东政府那么专制，自称开创了新时代，把学术变成“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学者变为官员的附庸。曾几何时，那个时代过去了，学术还是千年以来的标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字还是无法因为有权有势就变为学术。邓小平执政以后，不但官员把学者继续当成附庸，大大小小有点钱财有点关系的人也学得了官员一套：只要自己需要，学术就得让步。从政府官员嘴里的稳定和谐口号，到学生家长举出的特殊情况；从导师的面子，到学校的声誉，每一条让论文过关的理由都以为自己比学术标准更重要。而其实，所有这些理由加起来在学术标准这条唯一理由面前依然苍白无力。

    坚持学术标准当然意味着一些研究生不能按时毕业或者不能毕业，一些研究生不能实现自己户口、就业或者其他设想，一句话，一些研究生成为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失败者。这本来是正常现象。英语中有个专门词“ABD”，all but dissertation, 指的就是那些完成了全部课程但论文不成功的研究生。一个人考大学会失败，一个人办企业会失败，为什么一个人写论文就不会失败呢？我们同情失败者、帮助失败者，但不能放弃学术标准去迁就失败者。这个世界的人是多样的。很多人不适合写论文。写研究生论文失败的人在别的方面完全可能是成功人士。一个人生活的成功和失败与他写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和失败是两回事。如果一个研究生的家长、他的政府、他的学校、他的导师真的把研究生学习的成败看做人生的成败，那很简单，要求研究生把学术标准放在第一位，研究生论文的成功就充满了希望。如果指望用其他理由来保证他的成功，那也很简单：在我这里行不通。

“夜话”2009年第13期，2009年6月25日  

       最近有好些同学与朋友和我谈到写硕士论文的问题。就我所工作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域而言，我认为硕士生首先必须明确自己的目标。目标至少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目标是写出一篇合格论文以按时取得学位。第二类目标是写出自己想写的文字。就第一类目标的硕士生来说，我对他的建议就是写八股文。

       世间都把八股文视为贬义词，其实八股文是基本本领。一个人可以不会潇潇洒洒尽心而作，可不能不会规规矩矩写文案。这文案规矩就是八股文。各种行业的写作都有八股文。政府机关公文、企业内部报告、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律师事务所的办案文本都有八股文的一套。硕士论文也如此。

       硕士论文的八股大体少不了几个部分。如果拼凑为八的话，可以分以下八部分：

       1. 破题，就是点名你的题目，你为什么要写这个题目。

       2. 结构说明，指出你的全文结构。

       3. 前人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前人在你这个题目上的观点

       4. 资料介绍

       5. 资料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6. 资料的数理统计分析

       7. 对结果的解释

       8. 总结

       这里的主要部分是第1、3、4、5、6、7项。具体工作是第4、5、6项，关键是第一项破题和获得资料。找到一个好题目，再有资料尤其数据可用，论文就成功。不要说一个学期，集中精力，两个星期就能写好论文了。

       这样一篇论文的价值在哪里呢？对科学来讲，它的价值是揭示事实，告诉世人某个事实是怎样的。对硕士生来讲，它的价值是训练自己揭示事实的本领。揭示事实并不容易，因为像太阳东升西落这样需要从科学上确定的事实在经济和管理领域数不胜数。揭示事实当然需要理论。但打算按时完成一篇合格论文的硕士生需要做的不是建立和扩展理论，而是根据现有理论“规规矩矩地”揭示某时某地的某个事实。          

       硕士论文的关键是破题。如何破题呢？世界上题目很多很多。最适合于写作合格硕士论文的题目，是有着清楚逻辑关系的题目，也就是“如果有A，B将会如何”的题目。A很明确，B很明确，但A、B的关系并不明确，或者在你所关心的时间、地点上并不明确。你找到了这样的题目，如果再有A和B的资料，论文就写成了。这样的题目除了明确，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不管你的资料显示出A、B的关系如何，你都可以解释，因为经济学管理学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原理或命题。你得出的A、B关系即使不符合常识或者经济学管理学原理，你都可以解释。而且，由于你的论文工作主要体现在4、5、6项，也就是揭示“事实”上，你的解释即使比较弱，也不影响你论文的合格。

       “如果有A，B将会如何”题目很多很多。例如多发货币，股市会如何；多兼并，经济效益会如何。这些题目所需要的资料往往就在网络上。还有一些题目的资料可以通过调查问卷获得，例如年轻男性职工多，跳槽现象是不是也多的问题，你调查100位大学毕业的男女白领，就可以写成论文。

       在近年的经历中，我读到一些不合格的硕士论文。它们共同的缺点大体是：

       1）看不出论文中作者自己的工作，因为论文中所有重要内容都让人似曾相识。有时硕士生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在论文内不集中，很难辨认。那些作者经常会争论这段是自己的，那个观点是自己的。争论其实没有意义。当别人能够一眼看出你做的工作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出现。

       2）不知道论文要说的是什么。一篇合格论文的第一条标准是有中心思想，用一两句话就能表述清楚的中心思想。从小学作文起，老师就强调中心思想。写一篇文章，你想告诉别人的事实或者想法是什么。如果别人不能明白你要说的东西，你的论文就很难合格。

       3）空话。硕士论文是学术性作品。政府工作报告、单位总结报告、领导发言、新闻评论、大众读物之类文字无论多么权威、多么畅销，当硕士论文提交却都不合格。宣传鼓动文件、教育劝告文章也都上不了硕士论文档次。此外，以建立、改进、完善一个制度的设想为重要内容的文章，也够不上论文。

       举一个例子，许多经济学管理学硕士论文都谈到投资者保护，洋洋洒洒一大段，可空洞无物。有个故事说的是猫正在吃主人为自家准备的鱼，厨师看见了赶紧劝告，可猫继续吃，直到把鱼吃完。我每次读论文中那些投资者保护文字，都看到了那位厨师的影子。就撰写硕士论文来说，问题根本不是应当保护，而是如何保护投资者。在如何保护上，论文要告诉世人不是比如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多公开信息，而是还有哪些信息银行与上市公司应当公开给投资者。对类似论文的作者我多次说过：你需要银行和上市公司公开什么信息呢？如果你说不出需要什么信息，那你说它们应当多公开信息就是废话；如果你能够说出，你的论文就深入了，一篇合格论文就成功了一半。而前面所提到的八股，就可以有效地避免一篇论文陷入不知作者自己工作在何处、不知作者所云和空话连篇的弊病。

“夜话”2009年第12期，2009年6月18日     

       中央电视台的“国脸”罗京去世了。

       仅仅48岁，他就因为疾病离开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持人的位置，离开了中国，离开了我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那么年轻，那么英俊，那么沉稳的男中音。

       我很少看电视，更少看新闻联播，但仍然在电视上见过许多次罗京，貌相加声音，我喜欢罗京。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

       同时，我也为罗京欣慰，不再受病魔的折磨了。

       生龙活虎的人生应当属于像罗京那样的男子汉。如果不能生龙活虎地活着，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

       我还为罗京欣慰，不再受假话的折磨了。

       罗京是不幸的。如果他今年仅仅28岁，他没有机会了解20年前首都新闻工作者高举着“不要逼我造谣”和“我们愧对人民”标语的游行，他甚至根本没有机会知道中国发生过那些事情，因此，他的字正词圆，他的一脸正气，本来可以是他真实心声的反映。然而，他是如此地不幸，20年前他就28岁了，他就是首都新闻工作者了。他看到了那一切，他听到了那一切，因此他不能不知道“逼我造谣”和“愧对人民”的含义，不能不知道真话和假话的区别，他的一脸正气也就脱离了他的真实心声。

       有人评论说罗京过早患病与去世和他的工作压力有关：每念错一个字罚款200元，累计念错3个字就得进学习班。罗京是不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念错过字，念错过多少字，只有央视内部人知道。但我猜想罗京是重视职业规范的人，知道不念错字是播音员的基本职责，他对罚款的压力一定是淡然的。可是，他对说假话的压力却无法淡然。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需要工作位置，他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他需要屈服，他需要先进，他需要字正词圆、一脸正气地对十三亿人说假话。对此，无论我们是否责怪他，他都不可能不责怪自己，他的良心都不可能安宁，因为他知道20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重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因为他明白新闻的生命是真实，而非党性。

       哀悼罗京，为罗京送行。愿罗京在天上获得宽恕和安宁。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尤其是新闻工作者少受病魔的折磨，更少受不能不说假话的良心折磨，因为后者对新闻工作者身体的摧残胜于前者。

 “夜话”2009年第11期，2009年6月11日 

 “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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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话”2009年第10期，2009年6月4日

　　2008年5月7日下午，同济大学中德学院德国科学基金联合会教席胡景北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万众楼大教室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的演讲。以下是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尤其是粮食价格波动，是当前的热点问题。2007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4.8%，其中四个百分点是由食品价格12.3%的上涨所拉动的。从1994-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食品价格、粮食价格有很强的相关性。那么，如何理解食品与粮食的价格波动？食品与粮食价格的波动牵扯到农业和非农部门的生产和需求关系。而在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是重要的宏观经济现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配置对两部门的生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以中国和类似中国的经济体系为背景，我们需要关注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机制。

　　我试图用非农部门新增就业与新增总就业的数量关系，来部分地指示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的转移状况。假设非农部门所有的劳动力都来自农业部门，且城镇部门不存在就业问题，则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部门的劳动力数目也就等于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我定义h为非农劳动与总劳动的增量差占总劳动的比重，并用其表示劳动力的转移情况。h这个指标十分重要，因为在资本、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工资提高的条件是农业转出劳动力大于新增劳动力，即h>0。从1953年到2006年，h总的变化趋势是从负数变为正数，而在1994年到2006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有很大的相关性。我的研究目的不是做计量检验，而是通过理论模型建立粮食价格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逻辑联系，从一般意义上考察发展中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的某个时点上出现价格波动和市场均衡的机制。

　　下面介绍模型的基本设定。沿用我1994年提出的自耕农模型。经济中有农业和现代产业两个部门。两个部门都具有以劳动和资本为生产要素的新古典生产函数。经济中的总资本、总劳动给定，劳动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而资本不可以自由流动。假设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w₁由农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Y₁/L₁决定，并随着农业劳动力转出而上升；现代部门的工资w₂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dY₂/dL₂决定。需要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实物工资由平均劳动生产率决定。这样的设定既不同于一般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工资由边际劳动生产率决定），也不同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农业部门工资由“制度工资”决定）。我的理由是：假设农民都是“自耕农”，土地由农民自己拥有，且农民不能通过出租或转让土地获得收益。在这样的假设下，劳动力的转移会对工资的变化造成直接的影响。同时，即使两个部门的生产率有较大的差距，由于工资的形成机制不同，也可以构成劳动市场的均衡。

    劳动市场均衡的条件是：两部门以现代产业的产出所衡量的工资相等：pw₁=w₂。显然，农业部门产品相对于现代部门产品相对价格p的上升，会影响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配置。如果p上升，则以现代产业产出衡量的农业平均生产率上升，从而促使劳动力从现代部门流向农业部门。

    接下来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我们把它定义为Y₁=cY。其中c为恩格尔系数，假设其为外生变量，在0和1之间，并不随收入变化。通过引入对农产品的需求，可以得到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cY(p)=pf₁(K₁, L₁)。根据瓦尔拉斯法则可知，只要劳动市场和农产品市场的均衡条件同时成立，则整个经济处于一般均衡。我的研究在数学上证明了这个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与唯一性。

　　考虑长期中资本积累对均衡的影响。当两个部门的资本都增加之后，它们的生产函数都会上扬，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也相应增加，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就必须相应调整，以达到新的均衡。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实物生产函数的上扬和农产品需求函数的升高保持同步，价格水平就可能保持稳定。我们把这种发展定义为“均衡发展”。长期经济发展便可能表现为收入不断提高、资本不断扩大、工资不断上升、价格持续稳定的过程。由于社会对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幅度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农业生产函数的上扬幅度也将低于总收入提高幅度，更低于现代产业生产函数上扬幅度，所以，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投资将主要表现在现代产业。在现代产业内的更多资本投资将提高现代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使现代产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从而吸引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转移。而资本在农业的投资，又会上扬农业实物生产函数，使社会需求的农产品的生产能够为更少的劳动力所完成。所以，长期经济发展又同时表现为农业劳动力不断向现代产业的转移过程。

    下面考虑短期内产品和劳动市场的波动。假定一个外部冲击提高了农产品需求，使农产品供不应求。若价格不变，农产品市场将通过要求供给增加来实现供求平衡。它体现为劳动市场的迅速调整，——一部分劳动力从现代部门返回农业部门，以便生产出适应需求的农产品。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劳动市场不调整，则产品市场的价格就会提高到使供求平衡的新水平。

    可以看到，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可能是产品市场的均衡点，因为在这两个均衡点上，两部门工资不等，劳动市场不均衡，劳动力还会在部门间流动。而只要劳动力还在流动，农产品产量和总收入就会变化，因此产品供求和价格也会进一步变化。所以，农产品供求波动将造成劳动市场波动，后者将继而引发产品市场新的波动。如果农产品需求增加，在重新达到均衡前，农产品相对价格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会同时增加，直到实现新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共同均衡。然而，均衡的重新实现是需要时间的，故能够观察到相对价格和劳动转移在短期内的波动。

    现实中，如果短期内存在不完全竞争状况或不能瞬时调整的状况，则短期波动可能更加剧烈。例如，如果企业因按照合同生产而不能在短期内随意减少工人，则相对价格的波动会更加剧烈。再如，由于中国农业工资长期大大低于现代部门工资，一方面，更多的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现代部门；另一方面，农产量不能迅速适应需求变化，农产品价格继续上升。如果这种农产品相对价格上升和劳动转入现代部门并存的情况一直持续，使现代部门不再能承受工资的上升，则会出现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可能性。

注：这是2008年5月7日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报告的记录稿。我感谢记录稿的作者。该记录稿在发表前未让我过目。我在前两天偶然发现了它。转载时我没有做任何改动。文中的h与上篇夜话中使用的农劳比重差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换使用。

本记录稿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enet.org.cn)。网址：http://www.cenet.org.cn/article.asp?articleid=31912；发布日期：2008/6/19 10:01:52；来源：[ccer]；题目：胡景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和劳动力转移。

“夜话”2009年第9期，2009年5月28日

     2008年我在国内若干学校做学术报告讲农民转移的波动问题。这些学校包括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光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山东大学（2009年）。我在报告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农民转移与中国经济的繁荣和危机有着直接的联系。我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看法建立在我对农民转移的研究上。在这篇夜话和以后的夜话里，我将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我对中国当前经济危机的研究。当然，既是研究，它就必须与现有知识不同，必须向自己和世界提供新知识。我相信我的研究提供的新知识将部分地改变人们观察经济发展的方式。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农民转为非农民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也如此。假如中国在鸦片战争时百分之九十以上劳动力都从事农业，那么，中国要建成现代经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粗略地说应当在百分之二十左右。因此，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可以用一个“物理”指标来度量的话，那就是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或者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这样的指标第一直观；第二比较容易统计，按某个规则数人头就行了，既没有严重的“质量”比较问题，也没有物价变化的调整问题；第三直接和人有关，而人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下面我用的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就业的比重。从这个指标的横向比较看，今天被归类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国家就整体而言，1997年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2007年为4%。美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是2.6%，2007年是1.4%。可见今天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很低。它们早已经完成了“现代经济”的建设任务。全世界农业劳动力比重的数据，1997年是41.4%，2007年是34.4%。但全世界数据的可靠性不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通常都有问题。根据中国自己发表的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1997年为50%, 2007年为41%。中国的数据可靠吗？不知道。但第一，我们现在只有这些数据可用，所以即使不知道它们是否可靠，我们也别无选择。第二，我们在用这些数据时必须十分小心，尤其是用它们推导出用以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结论时必须十分慎重。第三，在我们提出理论的时候，不能仅仅依靠这些数据，而首先得靠逻辑。最后，我们自己得扪心自问，就农业劳动力和劳动力转移的统计来说，为什么政府要花力气去统计？通常情形下，只有在理论揭示了某个事物或现象具有某种特殊意义之后，对这个事物或现象的统计才会提到议事日程。因此，如果我们能够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经济稳定和经济危机有着直接关系，政府就可能有动力认真对待这个统计。如果我们仅仅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政府自然很难看到统计农业劳动力转移对自己的用处。

    农业劳动力比重从比如90%下降到20%需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除了历史学家，其他人很难想象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因为包括政府首脑、伟大领袖在内的大部分人的视界不会超过20年。因此，我们不但需要说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或者农业劳动力转移出农业的长远意义，而且需要说明它的现实意义。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农业劳动力比重从长期看在下降，从短期看却起起伏伏。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地预期10年后的农劳比重比现在低，但他却很难预期1年后的农劳比重是不是比现在低、低多少。下面的图1就表明了这一点。根据中国现有的1952-2007年数据，我们计算了中国的农劳比重（l）和农劳比重的差分（Dl）并绘成图1中的两条曲线。利用物理学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其中的l 线看成落体运动路线。在1952-2007年的55年中，它走过的“距离”是42.7个百分点，“平均速度”是每年0.777个百分点。可是，如果我们看它的“瞬时速度”也就是Dl线，就会发现它和平均速度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这55年速度的标准差竟然达到了3.755，几乎是平均速度的5倍。在这55年中，任何一年的瞬时速度都不等于平均速度。瞬时速度最大值（百分点）是23.0。也就是说，如果平均速度等于这个瞬时速度，中国不要两年就可以走完历史上用了55年才走完的距离。但瞬时速度的最小值却是-11.4。在这55年中，有13年瞬时速度是负的，3年是0，换句话说，在差不多三分之一年份中，我们或者停步不前，或者往后退。

图1 中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Dl>0 表示农劳比重降低，Dl<0表示农劳比重提高。

   凡是学过高中物理学的人都知道，为了描述物体在一段时间中的运动轨迹，瞬时速度的概念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现代物理学就是因为伽利略发现了瞬时速度才建立的。同样，为了描述农业劳动力在一段时间内的转移轨迹，瞬时速度概念也比平均速度更为重要。可惜的是，在我所了解的经济学文献中，l线被经济学家说过千万遍，经济学中甚至还有个“配第-克拉克定律”和“库茨涅兹典型事实”，说的就是l下降是个规律和事实。但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描绘过Dl线！

    问题是用来描绘Dl线的数据可靠吗？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我完全能够想象假报统计数据的情形。然而，我相信，无论中国现有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问题，图1揭示的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几个规律或者特征总是存在的，统计数据的“返真”所能够改变的仅仅是这些特征的强度和时机。这些特征是：

    1）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差距很大

    2）   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呈周期性变化。瞬时速度加快几年后一定会出现放慢的几年，然后再加快，周而复之。

    3）   农劳比重的瞬时速度在一定区间内变化，因此它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事实上，这三个特征不但存在于数据不可靠的中国，它们也同样存在于数据比较可靠的发达国家。图2 显示了美国从1948年到2007年的农劳比重下降状况。和同期中国情况相比，它的l曲线没有出现大波折，而它的Dl曲线波动同样非常剧烈与频繁，同样表现出上述三个特征。同时，我也没有发现哪个美国经济学家对描绘过美国的Dl曲线。

图2 美国农劳比重的长期下降和短期波动

注：图2和图1纵轴的刻度不同。

    当然，发现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并把它计算出来只是建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物理学”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做的是理解它，而不仅仅是描述它。例如，从中国55年的长期数据看，瞬时速度没有越来越快或者越来越慢的长期趋势，至少这类趋势不明显。由此出发模仿伽利略，我们设想在某种理想状态下或者“真空”中，农劳比重下降应当是一种“匀速直线运动”，每年都下降，每年下降的速度相同，瞬时速度等于平均速度。当我们观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170年大历史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而且也需要做类似的设想。然而，如果我们观察自己亲历其中的“盲流潮”、“民工荒”、“农民工失业”，我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不是“匀速直线运动”；为什么它的瞬时速度表现出以上三个特征；什么“外力”作用于农劳比重，使它的降速发生如此剧烈和周期性的变化；农劳比重不是在真空中下降，但它“匀速直线”下降的“真空”是什么；它在最近55年中和今天的2009年下降的环境和“真空”的区别在哪里。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即使有了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概念，我们依然没有农民转移的“物理学”或者经济学，也就是说，经济学还得等待牛顿来发现农民转移的运动规律。

    再次观测上面的农劳比重变化图，我们不难发现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表现出很有规则的变化周期。从那时以来，中国农劳比重变化出现过4次大的高峰和三次大的低谷。高峰分别出现在1978、1984、1994和2004，低谷则分别出现在1982、1989和1999年。同时，周期越是往后，周期波动就越显得平滑，没有了先前周期曲线在高峰年和低谷年的尖角。但周期本身依然存在，看起来好像日夜交替那样地不可改变。从这个图看，我们中国经济很难逃出自己的宿命：紧接着2007年，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应当进入低谷。说到底，正是这张图，这条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让我相信中国2008年将出现经济危机，而且这次危机根源于中国经济内部。

    为什么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变慢，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危机呢？这是因为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不算多，因此中国非农产业发展需要从农业获得劳动力。某一年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越多，农劳比重降速越快，非农产业增长当然也越快。由于中国GDP大部分是非农产业创造的，所以非农产业增长越快，GDP增长就越快。相反，如果某一年农民转移少了，农劳比重降速放慢或者不降反升，除非中国利用其他方式比如投资大量资本或者雇佣大量城镇失业者推动非农产业增长，否则非农产业增长必然放慢，GDP增长也将相应变慢。

    面对着中国农劳比重下降的瞬时速度曲线，我想每一个想对中国经济说点什么的人都会严肃起来：我们面对的不再是不着边际的争论，不再是政府应当如何做或者某个人、某某公司、某某政策如何做的争论，不再是斯密、马克思、哈耶克、凯恩斯的理论孰对孰错。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种类似自然规律的经济现象。这一现象已经确定，可谁都不知道这一现象何以发生；谁都想逃脱这一现象，但内心的幽灵又提醒他这是逃脱不了的。确实，在这张图面前，任何人都可能意识到在2007年以后的几年里，中国要把农劳比重降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即使政府采取大规模的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政策甚至宣布取消户口制度，即使把外汇储备分给公民以促进内需，即使投放4万亿甚至更多的经济刺激投资，即使采取其他可以想象的政策措施，2007年的农劳比重降速最多也只能再维持两三年，中国经济依然必须面对农劳比重降速明显放慢的周期阶段。为什么农劳比重降速会下降，为什么不能把它长期维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没有人知道答案。而这就是宿命。

    另一方面，如果温家宝在2006或2007年像朱镕基在1995年那样“主动”抑制经济“过热”，削减投资，停止房地产和钢铁业的周期扩张，“主动适应”农劳比重降速放慢的周期，也许中国经济可以更“好”地度过这轮下行周期，也许这轮周期不一定会恶化成危机，也许今天中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是另一种景象？对这些问题，也没有人知道答案。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是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独立变量。一个农民能不能转移到非农产业，首先要看非农产业有没有更多劳动需求；后者又看有没有更大的销售市场和更多的投资。因此，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可以从非农产业增长的角度来观察。这无疑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但它也有缺陷。是不是开辟更大市场、促进更多投资就能够改变农劳比重降速的周期性、实现农劳比重下降的“匀速直线运动”？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前三个瞬时速度下降阶段，中国经济似乎都有内需、中国经济也正在高投资阶段。比如朱熔基坚决强迫江苏的钢铁投资“铁本项目”下马。当然，也许是收缩投资才减少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农劳比重下降的速度才放慢。这里有个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对此，一方面我们要看这次温家宝扩大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解释农劳比重降速的变化需要逻辑。无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任何一点都可以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可一旦出发，逻辑就是决定一切的了。在下一篇夜话中，我将说说我自己的解释和逻辑。

    “夜话”2009年第8期，2009年5月21日

    汶川大地震一年了。

    昨天，中国政府在汶川召开纪念地震一周年大会，国家主席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讲。5月12日则被定为中国的防灾减灾日。

    汶川人是苦难的，他们不幸地承受了大地震的苦难，他们在为我们所有人承受大自然撕裂人类社会的巨大灾难。

    可但汶川人又是幸运的。就凭着昨天在汶川的纪念活动，就凭着国家防灾减灾日的确定，在中国六十年来的灾害史上，汶川人便可以算是最幸运的了。

    根据地震局的资料，汶川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发生的最“烈”地震。但是，在我看来，汶川不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惨”的地震。

    “惨”属于人类的心理感受。如果非要找一个客观标准的话，“惨”至少可以用灾害中的死亡人数来度量。按照这个标准，汶川地震远远不及唐山地震“惨”。但唐山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既没有纪念大会，国家最高领导人也没有到唐山。唐山地震纪念馆那时连影子还没有，更不用说永久或半永久纪念的国家防灾减灾日和唐山地震的联系了。至于唐山地震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得到的支持和宽慰，那就更少得多了。所以，唐山地震不但在客观上说最惨的，就当时和事后的境遇来看，唐山地震受灾者也比汶川地震受灾者惨得多。

    所以，比起唐山人，比起60年来其他许许多多地震和自然灾害受难者来说，汶川人是幸运的。

    汶川人之所以比唐山人幸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差别。唐山地震发生在极权的毛泽东政府时期，而汶川地震发生在后极权的胡锦涛政府时期。极权政府是一个要求你崇拜的政府。你不崇拜就是你的错。尽管它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但它是不是为人民服务是由它自己说了算的，你的义务只是崇拜。后极权政府自然还不是民选政府，但也变成了一个只能要求你拥护的政府，你不拥护可能因为它的错。所以，它自己说民生第一是一回事，它是不是民生第一不再由它自己说了算，你也可以反驳。极权政府下发生唐山地震时，政府怎么做都是对的，不需要提出任何证明，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责难。后极权政府下发生汶川地震时，政府说自己对没用，它必须提出证明，它必须面对老百姓公开的责难。所以，政府必须做出一些事情，包括今天的纪念活动来证明自己是关心民生的。在这方面，政府甚至愿意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国家防灾减灾日设在唐山地震日7月28日，也许就比设在汶川地震日5月12日更合适。

    政府的进步是最困难的。当今中国政府的进步是汶川人和中国老百姓之福。但是，政府的退步却是最容易的。绝大多数掌权者都希望扩充自己的权力，都希望自己得到下属和平民的崇拜，都希望封锁对自己的公开责难。即使在汶川地震救援和善后中，我们依然常常看到政府退步的倾向，比如在地震级别报告和学生死亡信息的公开上，在宣传政府对灾民的关心上，在只谈指挥正确而避谈失误上。同时，政府还忌讳公众谈论极权时期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三年大饥荒等造成公众巨大苦难的事件。其实，无论唐山大地震救援还是三年大饥荒爆发中的种种问题，都和现在政府领导人个人无关了。但是，那种掌权者无论怎么做都不受责难、都得到崇拜的感觉，也许依然吸引着今天和未来的掌权者，所以现在的掌权者才不愿意别人批评极权政府达到的那种掌权者的“天堂”。就此而言，中国重新走回极权政府的危险是存在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依然非常诡秘，下一次中国发生灾害，受灾人也许不会像汶川人这样幸运，唐山人的惨剧依然可能重演。

    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让未来的受灾人像汶川人一样幸运甚至更幸运，公众尤其受灾人无疑需要政府，但公众和受灾人需要的仅仅是一个自己既可以感谢也可以公开责难的政府。

“夜话”2009年第7期，2009年5月13日

       如何理解2008年在中国和全世界出现的经济危机，是放在经济学家和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共同问题。毫无疑问，既然是经济危机，经济学家就首当其冲地负有理解的责任。我本人虽然在2008年10月就提出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理解，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首先需要的是理解中国经济危机。关于2008年出现的中国经济危机，目前有这样一些看法：

       1. 内源型危机论，认为中国经济危机根源于中国经济之中。

       2. 外来型危机论，认为这次经济危机是由外部世界传入的。

       对2008年中国经济危机，我本人一直持内源型危机论。我在2008年写的短文“中国经济危机已成事实”（www.hujingbei.net/show.aspx?id=438&cid=59）已经表达了的观点。不过，我的博客 (www.hujingbei.blog.sohu.com) 所在的搜狐网站竟然将其屏蔽了。这里，我对此种屏蔽表示抗议。由于内源型危机论被封杀，我们最初看到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外来型危机论。外来型危机论很杂，有从金融角度看问题的，有从出口角度看问题的，有从美国或者资本家阴谋出发看问题。不过它的核心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中国出口经济就大幅度滑坡，中国经济便出现的困难和下行。值得注意的是持有外来型危机论的许多人忌讳用“危机”这个词。他们不承认中国经济可能有“经济危机”这回事，因此他们的观点应当称为外来型经济困难，只是因为“经济困难”的含义过泛，我依然用危机来表述这些观点。

       然而，危机爆发不到一年，持有内源型危机论的文章就越来越多了。今天，只要网络还许可讨论当前危机问题，内源型危机论文章就无法屏蔽了，因为事情已经变成了不谈内源便相当于不谈危机的局面。这是官僚体制在事实和公众舆论前的退步，更是中国的进步。不过，内源型危机论内部的观点同样很杂。许多说法简直谈不上观点，至多是一种议论。当然，外来型危机论内部有很多也谈不上观点，有的甚至就是官方宣传口径而已。我把各种各样的内源型危机论又分成两类：

       1. 社会原因类，我把它称为广义内源型危机论。这类观点从社会各个角度寻找当前中国经济危机的原因。比如，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危机，是因为中国过分依赖出口，所以外部危机能够影响中国经济的根源是中国经济自身有问题。中国经济自身的问题有贫富差距过大、工资增长过慢、农村经济被忽视、政府的“唯GDP”导向、政府的专制性、权贵资本主义等等，甚至还有政府卖国论，指责政府不顾民生疾苦而把钱借给富裕的外国人买中国商品去消费，才导致了外国人一旦买不起、中国经济便出现危机的状况等等。还有一些从更广阔角度出发的观点，比如认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社会变化滞后于经济变化，导致了现在这场危机等等。

       2. 经济原因类，我把它称为狭义内源型危机论。这类观点从狭隘的经济因素中寻找当前经济危机的原因。所谓狭义或者狭隘，不但指它排除了社会和政治的因素，而且排除了比如像贫富差距、“唯GDP”等等同样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因素。狭义内源型危机观把原因限定在某些可以“科学地”或者“实证地”、“分析地”讨论的若干因素上。这类原因的讨论说到底应当是书斋内的事情，但由于事体重大，因此也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工作者的责任是指出这场危机是不是具有狭义的国内经济原因。如果没有，那这场危机或者是外来的，或者是中国的社会原因造成的；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原因造成了危机。就认为有经济原因的人来说，他们的观点还可以分成两种：

       1. 货币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导致了这场危机，具体说来就是中国政府2007年以来的过紧货币政策造成企业资金高度短缺，把许多民营企业逼入死地，促成了2008年的危机。其他从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出发、从金融的观点，也可以归入此说。

       2. 实体经济问题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出了问题并在2008年爆发为危机。我可能是2008年以来唯一公开发表这种观点的人。不过从网络上看，许多人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实体经济问题和经济危机的关系了。

       其实，无论内源型还是外来型危机论、社会原因论还是经济原因论、货币问题说还是实体经济问题说，各种观点都有其理由，同时都不会完全正确。破除“独尊马学”之后，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中国人已经明白世界上不可能有完全正确的理论。我们比较的仅仅是不同理论的正确程度。这场如此重大的危机牵涉的方面十分广泛，所以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出发的观点。在中国的语境下，无论是“政府不可能有错误，所以中国不可能有危机”的观点，还是“危机源自于政府错误”，以及处在这两极之间的观点，都有存在和相互竞争的权利。这里的关键还是言论自由，是思想的自由竞争。只有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中国才可能发现比较有说服力的观点，才能为我们中国以及人类不再出现类似危机作出贡献。“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有过思想自由竞争的环境，也才有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可惜，后来的“独尊马学”压抑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今天又是5月4日，今天同样需要思想的自由竞争，为了理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为了理解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与未来。

“夜话”2009年第6期，2009年5月5日

   近来报纸和网络文章常常提到中国经济至少需要8％的增长率。这就是所谓的“保八”说法。中国GDP增长率今年能够达到8％当然是好事，超过8％更好。中国年年有增长率的指标，但都不是“指令性”指标，而只起着某种指导和方向的作用，有时连这类作用都没有。比如说去年目标是8％，但各级官员都没有把它当成“指导”或“方向”。所以最后达到了9％，竟然没有人认为偏离了方向，太高了，大家反倒认为实际达到的9％太低了。订个大体的增长率指标是需要的，但任何人都无法有根据地订出一个确定的增长率指标。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智慧。今年的8％增长指标也应当如此。尽可能努力，达到和超过最好，达不到不必丧气。假定统计资料不造假，假定今年国内外形势确实严峻，那非要“保八”反而可能会出大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必要把8％的增长率看得那么重要。即使中国GDP达不到8％的增长率，中国经济照样可能处于正常轨道；甚至仅仅达到7％，中国也仍然属于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提出“保八”的理由，据说是没有8％的增长率社会就不稳定。可谁能说清楚什么是社会稳定呢？2007年中国增长率达到13％，不照样群体事件倍出？中国经济在1998、1999年低于8％，中国社会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不稳定。所以，达到或者超过8％的增长率，中国社会不一定能够稳定，低于8％，中国社会也不一定就不稳定。

   另一方面，8％是世界经济史上少有的高速度。大部分国家即使在社会转型时期有个5％就很稳定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一定要8％才能够稳定呢？中国社会的稳定就那么难吗？

   反过来说，即使8％或者更高的增长率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中国社会也无法做到长期稳定。经济规律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不会持续很长。如果说中国迄今为止是在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稳定，那么，中国今后也得把社会稳定的基石放到其他方面才行。

   有人说至少8％的GDP增长率才能够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这也是没有根据的。第一，市场经济下肯定有失业。问题只是把失业控制在一个社会能够接受的程度，并且建立失业保障体系。增长率总是波动的，因此失业率会时高时低。中国自从公布失业率数据以来，长期保持在4％左右。就是13％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能够把它降到4％以下。所以，用高增长率来如何地解决失业问题并不一定有效。第二，中国是全世界仅有的劳动力自然增长既缓慢、GDP增长又快速的国家。中国经济增长那么快，可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远远低于1％。印度的劳动力增长率在2％以上，但GDP增长率常年在8％以下。美国劳动力增长率显著超过了1%，可它的经济增长率总是低于4％。因此，中国应当比其他国家更容易缓和失业问题（任何国家都解决不了失业问题）。而如果中国失业问题不比其他国家更加缓和的话，那原因肯定不在于经济增长率是否达到8％甚至10％。第三，有人说中国新增加一定量GDP所需要的新增劳动力在减少，所以中国失业问题才严重起来。可一定量新增GDP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是个规律，不仅中国如此，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如此。只要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事情就必然如此。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好事，否则就谈不上小康和富裕。失业是坏事。两者之间需要某种权衡。可是，我没有看到任何批评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太快的文字。如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得太快，用劳动生产率提高来解释中国失业问题就没有了根据。第四，就目前情况看，即使今年中国GDP增长8％甚至像去年的9％，中国失业问题依然非常严重；8％的增长率并不就比例如7％的增长率更能大大缓和失业问题，“保八”在这里并没有确实的必要性。缓和就业不仅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更需要其他措施。

      我衷心希望甚至估计中国经济增长今年能够会超过8％，希望我自己的学生、希望所有大学毕业生都能够找到工作，希望农民工能够找到工作。但我同时希望，由于各地区各省市都会自动地努力提高当地的GDP，所以就整个国家来说，还是把8％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指标比较好，尽人事、听天命，而不要不顾代价地去“保八”，更不要在统计数据上做出指标。

“夜话”2009年第4期，2009年3月7日